淮安羅振玉與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發現”
在淮安區淮城更樓東街有一條羅家巷，這里曾生活著中國近代文化史上一位傳奇的人物，他就是中國甲骨學家、考古學家、敦煌學家、金石學家，一代大師羅振玉。 1866年，羅振玉出生在羅家巷的羅氏宅院，他5歲讀私塾，16歲中秀才，19歲寫出《存拙齋札疏》、《讀碑小傳》,20多歲時候，羅振玉就開始在淮安做了私塾老師，30歲前，羅振玉在淮安寫出了《金石萃編校字記》、《眼學偶得》、《五史校議》、《面城精舍雜文甲乙編》等20多部書籍。 羅宅緊靠城墻，你看羅振玉起名“面城精舍”就是面臨城墻的宅子。
雖然羅振玉是歷史上是有爭議的人物，但羅振玉對歷史的貢獻，是不能抹殺的，你看浙江的上虞市也在宣傳祖籍是上虞的羅振玉。
到了31歲，羅振玉離開了淮安，到上海發展，他和老鄉蔣伯斧，一起創辦了學農社和《農學報》，開始了學術上開掛的歷程。 殷商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是二十世紀初中國歷史震驚中外的“四大發現”，幾乎每一次發現都有著羅振玉不可磨滅的貢獻。
1899年甲骨文的出現，就像天機乍泄，一個塵封3000多年的商朝呼之欲出，羅振玉在兒女親家劉鶚家，第一次見到甲骨時，激動萬分，他說：“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面對甲骨的出現，羅振玉表現出了中國文人的擔當，搶救甲骨舍我其誰。
他最早確定了甲骨出土地在河南安陽的小屯村一帶，他親自前往安陽進行實地考察。在《洹洛訪古游記》中，他記載了殷墟的地形，甲骨出土情況，考訂其他出土物并繪簡圖，成為第一部實地考察安陽殷墟的著作。
著名的學者余秋雨這樣評價：羅振玉那天來到殷墟的腳步可能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中國傳統學者那種皓首窮經、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觀、微言大義的集體形象出現了關鍵的突破。小屯的塵土雜草間踏出了一條路，在古代金石學的基礎上，田野考察、現場勘探、廢墟釋疑、實證立言的時代開始了。
在甲骨文被發現以前，中國東周以上的歷史，主要來源于司馬遷的《史記》，并沒有實物的印證。20世紀20年代，學術界出現了“疑古派”，他們對僅有文字記載的中國上古歷史提出了質疑，認為中國“東周以上無信史”。甲骨文的發現將書上的歷史與地下的歷史相互印證，將中國有文字的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千多年，可以說淮安人羅振玉和劉鶚功不可沒。
甲骨文作為華夏祖先最早的漢字，雄偉壯麗，鐫刻剛勁，筆勢婉轉，富有變化，羅振玉在研究甲骨文的基礎上，又將他的研究成果發揮到甲骨文書法上，讓他成為了甲骨文書法第一人。
在中國紙張沒有發明前，竹簡和木片作為紙張的替代品被普遍使用，正是由于這些簡牘的記錄，才使得我們中華文明得以保存。在1900年，英國人斯坦因在新疆和田一帶考古，找到了幾十枚魏晉時期木簡，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時在新疆民豐縣北部的尼雅遺址發現了少量漢簡。次年，他又在甘肅敦煌以北的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了眾多的漢簡。羅振玉獲得這些簡牘內容后，就和兒女親家王國維對簡牘進行分類考訂，1914年，兩人合作編成了《流沙墜簡》，這是中國近代研究簡牘學的開山之作。他們由此總結出的“二重證據法”，至今還是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整理與研究的基礎方法之一。
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但凡參與一次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發現”，都會在中國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足印，而羅振玉的人生卻像開了掛一樣，竟然一件不落的參與其中，讓他在“四大發現”研究中雄居一席寶座。
1900年的6月22日，一位叫王圓箓的道士在敦煌莫高窟清掃流沙時，無意間發現了洞窟的墻壁上裂開了一條裂縫，打開了那堵墻，他打開了珍藏著中華瑰寶的璀璨寶庫。
洞窟里竟藏著從公元4世紀到11世紀的珍貴文物5萬多件。然而當寶藏的打開，等來的卻是一方面中國政府官員的不識貨，面對寶藏無動于衷，當時的知縣甚至認為無價之寶只不過是發黃的廢紙，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則嘲笑經卷上的字還不如他寫得好，而另一方面英、法、日、美、俄等國探險家卻蜂擁而至進行著瘋狂掠奪，藏經洞絕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直到1909年，法國人伯希和在羅振玉面前炫耀他得到的敦煌文獻時，羅振玉對敦煌藏經的出現大為震驚，他一邊聯絡在京學者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搶救，一邊以學部參事官名義再三敦促清廷保護藏經洞的劫后殘余，終于在1910年秋，藏經洞所有殘經運到北京學部。
羅振玉立即組織迅速進行了清理登記、編號造冊，然后由學部移交給京師圖書館嚴密收藏。1909年，他首次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最早在國內介紹了藏經洞的寶藏及其發現情況。以后，又相繼出版了《鳴沙石室秩書》、《西陲石刻錄》、《敦煌零拾》等15部頗具價值的敦煌遺書資料研究書刊，為敦煌學的創立和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紫禁城內閣大庫的檔案相當于現在的國家檔案，1909年，由于紫禁城內閣大庫年久失修，準備修理，大量的大庫檔案被搬出了大庫，準備焚毀處理。
消息傳出后，羅振玉心急如焚，他找到了他的頂頭上司晚清重臣張之洞匯報，張之洞緊急上奏，請求保存這批等待銷毀的檔案。這批珍貴檔案在張之洞、羅振玉等人的攔阻下逃過了一劫。
然而到了1921年，這批大庫檔案又一次到了生死關頭，這一年，民國財政極其困難，教育部發不出工資，存放大庫檔案的歷史博物館打起了這些檔案的主意，為了給職工工資，他們將8千麻袋共15萬斤的檔案，以四千零五十元銀元價格，當作廢紙賤賣給了西單牌樓同懋增。
同懋增只挑出一部分檔案出售，剩下的大部分檔案準備運到唐山和定興的造紙廠打成紙漿，羅振玉再次打聽到大庫檔案的下落后，又以兩倍的價錢，把這批即將化為紙漿的檔案搶救了下來，讓它們逃過了第二次劫難。
這些檔案經過多次整理，先后面世了《大庫史料目錄》六編，《清太祖實錄稿》等明清史料。
郭沫若曾這樣評價羅振玉：“在中國文化史上實際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遺臣自任的羅振玉，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古代社會，不能不以羅振玉、王國維的業績為出發點”。學者胡文輝在《現代學林點將錄》中，這樣評價羅振玉:“在天翻地覆的亂世，羅氏以私人一己之力，為傳古繼絕之業，尤為不可及；其成績之浩翰，不惟空前，亦已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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