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人類思想市場的高地

歐萊全有機

大學，這一組織，歷史悠久，且富有效率。

盡管最早的大學，如牛津、劍橋、巴黎，其使命與今日大學有所不同，但大學作為人類思想市場的高地，一直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說到大學的使命，我們不自然地聞到一股由各名校長在畢業典禮上熬制的雞湯味。回到現實，人們對這碗雞湯頗為糾結：一邊不停地罵大學，一邊拼命地將孩子送往大學。

梅貽琦校長說：“所謂大學者。非謂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哈佛大學第23任校長柯南特也說：“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質量。”

大師培養人才，大學的使命就這么簡單。

但錢學森又問：“我們的學校為何出不了大師？”

這就麻煩了。有人說是大學教授的問題：教授不說真話，只人云亦云，諂媚之風鼎盛；亦或沉默、沉默、沉默。教授不求真知，只堆積流水線式論文。

學者，是一個社會道德的天花板。

因為學者的任務就是說真話，傳真知，尋真理。如果學者失“真”，整個社會的道德天花板則垮塌。

為什么要對學者、教授進行道德綁架？

其實這不是道德綁架。如果把大學當作是思想市場，問題就變得清晰了——求真是學者在市場分工中的基本職責。一個教授不講真話、傳真知、尋真理，就像一個面包師制作劣質的面包一樣。

大學是人類思想市場的高地。大學出不了大師，教授不探索真理，就很難供應高質量的思想產品，自然就出不了高質量的人才。高質量的思想產品其實就是“求真”——思考的邏輯、科學的規律、法律的正義等。劣質的大學，等同于劣質的思想市場。劣質的思想市場，充斥著歪理學說與諂媚謊言。

所以，大學的問題是思想市場的問題。

有人問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哈里·科斯：“為什么沒有中國科學家被授予諾貝爾獎？”

科斯的回答是：“中國沒有理由比韓國、日本或美國缺少創意。只要中國開放思想市場，允許大學獨立、自治，給私企以與國企同等的待遇，中國就會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層樓。”

科斯是“思想市場”概念的提出者，他將思想作為一種市場來處理。他認為，思想市場涵蓋演說、寫作及宗教信仰活動。早在1973年，美國經濟學會組織了一個專題討論：“第一修正案的經濟學”。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涉及言論自由。言論，在經濟學中怎么界定，是不是一種市場？

對此，科斯寫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商品市場和思想市場》【1】。他指出美國社會存在的一個悖論：知識界、新聞界、學術界認為思想應該是高度自由的，而商品市場卻應該加以管制。科斯以廣告為例，廣告，作為商品市場，受到各國的管制，但廣告同時也是言論自由，應該保持高度自由。當今最出名的凱恩斯主義者斯蒂格利茨，發表過一篇著名的演講支持言論自由，但其一生的學術成果都主張干預主義。

科斯的結論是，思想市場與商品市場沒什么不一樣，應該一視同仁。

他曾經指出：“回顧中國過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績令人驚嘆不已，往前看，未來光明無量。但是，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科斯希望中國的思想市場，與商品市場一樣有效率，而思想市場的滯后阻礙技術進步。

有人可能會提出質疑：自由的思想市場一定能出大師，能促進技術進步？教授們會不會更加依附利益，把研究事業當成逐利生意？

其實，大學是思想市場，本身是逐利的；教授的事業，也是一項逐利的事業。只是這個利，不僅僅是經濟利益，還包括社會聲譽、探索真知的價值感等等。

所以，知識分子需要追求道德性，但道德性與自利并不矛盾。比如，一個大學教授為發現真知的價值感而創立了科學理論。這種自私是對社會有益的。哥倫比亞大學傳奇教授愛德華·泰勒給學生上課時強調：“每個人接受大學教育的目的就是自私的。你的使命就是要建立自我。”

自由的思想市場不一定能夠創造真知。這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自由的社會。非自由的社會不需要真知，也不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場。在自由的社會中，有人可能會依附權力，有人可能會依附利益，但只要教授們都為自利而教書、做研究，那么自由的社會定然會導向思想市場創造真知。

為什么？

因為自由的社會需要真知。企業需要掌握科學知識的學生，法院需要掌握法學知識的學生，設計院需要掌握設計技能與美學知識的學生，社會與家庭需要具備人文素養的學生。反過來，無法傳授真知、培養人才的大學會被社會淘汰。

這會不會導向大學從事功利性的應用性的研究？

哲學家尼采將功利性大學蔑稱為“生計機構”——“一個可供使喚的丫鬟”，“一個有智識的女仆，生計、收益、需求方面的女管家”。他認為，“唯有在一個超越于這個窘迫、必需、生存斗爭世界的大氣層里，教育才開始”【2】。

尼采及任何對教育功利主義的批評，在非自由的社會里都是對的。在那種環境下，功利性的大學與學者會淪為權力的奴仆。但是，在自由的社會中，大學的功利與真正的教育并不矛盾。大學，未必是功利主義的，但必須追求效率（效用）。美國大學教授如果長期不出任何成績也會被解雇。在自由的社會中（注意前提），大學的功利主義不一定導向應用性技術研究。

這與思想市場的分工水平有關。基礎性研究是思想市場的上游領域。市場分工越精細，基礎性研究越深入。根據斯密定理，市場分工由市場規模決定。自由市場越龐大，思想市場規模就越大，思想分工就越精細，基礎性研究就越發達。

硅谷是全世界最頂級的科技市場，科技市場促使思想市場分工精細化，造就了杰出的基礎性研究。反過來，基礎性研究又促進了科技市場。今天的斯坦福大學，應用性研究與基礎性研究相互促進，功利性研究與學術性研究相得益彰。

真正的科學家會說，科學家從事研究，與經濟利益無關，只是為了探索自然、追求真知。丘成桐教授曾經就說過：“發展像數學這樣的基礎科學，目的并非直接為經濟和技術服務。”他舉例說：“科學家研究電磁學，是因為不了解電和磁的關系”，“發現量子力學，是因為對光到底是粒子還是波產生了疑問”。

丘成桐教授說的是對的，這說明思想市場分工到了一定的程度，市場的價值反饋健全，科學家只需要基于價值感投入基礎性研究，即可獲得最大的預期效用。科學家純粹地探索真知，但完全不影響其應用性。

所以，在自由的社會中，“求真”是大學與教授唯一的生存法則。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場，才能讓大學研究的應用性與基礎性、大學教授的道德性與經濟性調整到同一個頻道一——說真話、傳真知、探真理。

大學，欲出大師，欲出真知，必須發展自由社會，做大思想市場。

回形針

大學，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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