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偉大的周恩來總理逝世4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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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偉大的周恩來總理逝世43周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3天后的11日，當周總理的靈車經長安街駛往八寶山時，首都百萬群眾自發佇立街旁，目送總理離去。大國總理，身后沒有子女也沒有財產，卻有十里長街百萬群眾灑淚送別。人民總理人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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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自發參與人數最多的悼念活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因病在北京逝世。

1月首都人民自發地聚集在長安街送別周總理的靈車,出現了十里長街送總理這感人一幕……

跪送總理………

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人民公仆”的收支記錄

周恩來總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對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余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別無其他進賬。而支出的項目比收入的項目要多一些，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特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兩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這兩項支出占兩人總收入的1／4。

兩位老人對有困難的同志都給予補助，他們把同志們的困難看成自己的困難，對親屬、對同志體現了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護。比如說，給周總理開車多年的司機鐘步云，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遇難，多年來總理、鄧大姐都關心著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兒結婚，鄧大姐給她送去300元作為結婚的費用。在60年代這300元可不是小數了。鄧大姐經常這樣講，拿自己的錢補助同志，也就節約了國家的錢，這些同志就不會再向國家申請補助了。

周總理的月薪404.80元和鄧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來是747.50元，在當時領導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資都是一個級別，而夫人們的收入就不等了。總理和大姐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余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再多余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在我到西花廳工作的期間，他倆曾三次交黨費共計14000元。總理去世后，兩人合計積蓄5709.80元。這以后，鄧大姐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80年代，隨著工資的調整，鄧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達到過706.50元，她仍然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仍然幫助有困難的親屬和工作人員，對執勤部隊進行生活補助，捐贈希望工程、亞運會等。

1992年，鄧大姐去世后，遵照她的囑托，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11146.95元，全部交了黨費。

天安門前成了花圈的海洋………

2019年1月8日是周總理逝世
43周年

周總理一生沒有子女 、沒有房產、 沒有墓地 ， 兩袖清風鞠躬盡瘁！ 偉大的周總理不能被遺忘！

音容宛在，永別難忘。周恩來總理生前珍貴視頻

紀錄片《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

周恩來總理生平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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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紹興縣（今紹興市）。

1910年春，隨伯父離淮安，先后在奉天省銀州（今遼寧鐵嶺市）銀崗書院和奉天（今沈陽市）東關模范學校讀書。

1913年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開學校。

1917年6月，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9月，赴日本留學。

1919年4月，離日本回國。參加并領導天津愛國學生運動，參與發起成立覺悟社。

1920年1月，領導天津學生運動。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

1921年春，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

1922年參與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1923年2月，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書記。

1924年9月，奉調回國抵廣州。后任中共兩廣區委員會委員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2月和10月，先后參與兩次東征的領導工作。8月，與鄧穎超結婚。

1927年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力主出師討伐蔣介石。7月，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

8月1日，領導南昌起義。

1928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當選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任常委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11月，回調上海實際主持中央工作。

1930年9月，同瞿秋白等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1年12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2年10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1933年春，和朱德等領導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 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

1934年10月，參與領導中央紅軍長征。

1935年《生活》雜志拍攝的照片35年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此后，與毛澤東等率紅一方面軍西進、北上，于10月到達陜北。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出使西安，與張、楊二人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1937年7月，起草《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12月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

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8月，赴蘇聯療傷，翌年3月回延安。

1941年1月，在《新華日報》上為皖南事變題詞，怒斥國民黨反動當局。

1943年7月，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中共七大籌備工作。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11月，到重慶同國民黨談判。

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8月，和毛澤東等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0月，和王若飛代表中共在《會議紀要》上簽字。

1946年1月，同馬歇爾、張群談判達成停戰協議。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5月，中共代表團遷往南京。11月，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和毛澤東、任弼時等撤離延安，轉戰陜北。

8月，為中面軍委副主席，兼代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遷至河北西柏坡。從9月起，在此協助毛澤東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1949年3月，和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談判。6月，主持進行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作關于《共同綱領》問題報告，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月1日，出席開國大典，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隨后又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50年1月、2月，和毛澤東在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會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0月，協助毛澤東組織領導抗美援朝戰爭。

1951年和陳云等領導人開始主持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3年1月，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法起草工作。

1954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6月，訪問印度、緬甸，同印、緬政府總理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9月，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12月，當選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主席。

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會議。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闡明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12月至次年2月，出訪亞、歐十一國。

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黨關于民族工作的理論和政策。

1958年1月，出席南寧會議。3月，出席成都會議。勘察三峽大壩壩址。5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會議。8月，出席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59年4月，在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 7月、8月，出席廬山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1960年4月、5月，訪問亞洲六國。8月，主持制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1961年4月、5月，在河北邯鄲農村調查研究。

1962年1月、2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講話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工作作風。3月，在廣州向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戲劇創作座談會代表作報告，贊成為廣大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同月，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肯定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9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11月，主持領導發展尖端科技的中央專委會工作。

1963年1月，在上海科技工作會議上指出，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是科技現代化。12月至翌年2月，訪問亞非歐14國，提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系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

1964年10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宣布中國政府關于核武器問題的承諾和建議。12月至翌年1月，出席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完整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和“兩步走”戰略。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

1965年3月至7月，先后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歐洲、亞洲、非洲八國。

1966年春，擔任北方八省、市、區農業小組組長。3月、4月赴河北邢臺地震災區視察并指導華北抗旱。8月，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會后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9月，在紅衛兵“破四舊”、“大串連”中宣講黨的政策，保護黨內外干部，堅持抓生產、抓業務。

1967年1月，堅持不遷出中南海，反對揪斗黨和國家領導人。2月，在不同場合強調應堅持黨的領導、保護廣大干部、保持軍隊穩定。8月，制止外交部“奪權”，果斷處置王力、關鋒、戚本禹（翌年1月）。

1968年夏，主持起草制止武斗文電。10月，出席擴大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9月，在北京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會談。

1970年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

1971年4月，會見應邀來華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主持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7月、10月，兩次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9月，和毛澤東一起領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變陰謀。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2年1月，安排并出席陳毅追悼會，致悼詞。2月，同美國總統尼克松會談，中美發表《聯合公報》。5月，確診患膀胱癌。5月、6月，主持召開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8月，提出要進一步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9月，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談，中日發表《聯合聲明》。

1973年3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決定。8月，出席中共十大，作《政治報告》，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74年6月，離中南海住院治療。10月，在四屆人大籌備期間，支持鄧小平與“四人幫”斗爭。12月，抱病飛長沙同毛澤東商定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

1975年1月，出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四個現代化”目標。四屆人大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班子。

1975年4月，周恩來在醫院和鄧小平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總書記、共和國主席金日成。

1975年5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支持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6月，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并致悼詞。冬，囑咐葉劍英等注意不使大權落入“四人幫”手中。

1975年9月，周恩來在醫院會見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團長伊利耶·維爾德茨。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會見外賓。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來源：歷史檔案揭秘